又如加入 WTO使大量农民得以离开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活动，成为出口企业的打工者学习技能并增加收入。
现在有什么阻碍？一个是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很多体制性问题，有很多扭曲，资金和资源的价格人为压低，存在这些要素价格的扭曲，就会过度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超过我们的比较优势，这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问题，社会的不满，影响我们潜力的发挥。基础设施的改善，到底是民间的投资好，还是政府的投资好？国外在华盛顿共识盛行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如果没有政府积极的参与，除了少数几个收费容易的项目如移动通信以外，在基础设施方面民间普遍是不愿意投。
当时国内学界和国外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再维持9%的增长。我们从1979年到199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6%，二十年的9.6%增长在全球已是史无前例了。很多人都认为您太乐观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他一些诸如市场经济需要有为的政府、中国未来二十年还具备8%的增长潜力的观点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林毅夫：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目标还是手段，增加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增加消费也是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结果，但是消费绝对不能作为拉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手段。
对此，林先生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表示，在经济发展上，西方实际上没有一本真经，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未必就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我们讨论问题时，不能被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束缚住，与其简单讨论说政府干预好还是不好，还不如去总结哪些地方政府干预过度，哪些地方不足。而我们后面这十年呢？经济增速比原来高一点二个百分点，通胀最高多少，5%，这个怎么可能呢？这就和1998年那一轮的宏观调控当中政府对很多交通、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关，解除了中国增长的瓶颈。第二种是公共产品的提供。
严肃立法是关键，他们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近期的经济学者在论坛见得多，西服革履与投行打交道的多，深入田间地头的少。为什么这么快？很大部分是因为运气。我们可以采取租地的方式，不是一次性补偿给他，而是通过与CPI挂钩的租金给他补偿，这样每一代人都有持久的收入。
城镇化是农民集约到小城镇中去，但地还是他们的，慢慢把这些地改造成高品质的农业用地，不要搞房地产。当然，我并不是激进地认为现在就要禁止各种行为，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慢慢通过体制机制的梳理，让大家明白某些行为将带来某些损失，之后要让大家明白这么做不仅会带来损失，而且不这么做能获得近期收益或者远期收益。
所以问题的本质仍然不是让它们进一步市场化——在经济学意义上，这称之为市场失灵，是不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完成的。例如，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有多少人去看过大学生就业签约和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状态？好像文学家比经济学者知道的都多一些。但是我只要还在高校干老师一天，我就会保持这种风格。我坚持认为要严肃立法。
我们看看几乎每个贪官的忏悔史都是一开始想做个清正廉明的官员，再过几年没有加强思想观的改造就误入歧途，一开始很胆小，后来胆子越来越大。现在反过来政府部门要替他遮掩，有泛市场化的因素公共部门就不够硬气。■ 同题问答老一辈经济学家中最钦佩薛暮桥新京报：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陆磊：老一辈经济学家最令人钦佩的是薛暮桥。下一代人呢，他就不知道吃什么了。
比如目前老百姓最关心的土地所有制问题。从研究中心主任到研究所所长到院长助理到副院长再到代院长、院长，陆磊用3年时间完成了这些升迁。
陆磊：站讲台的校长陆磊，生于1970年，广东金融学院院长，是目前广东省高校最年轻的校长。通过社会立法遏制某些市场不应该在某些领域出现，同时减少审批事项。
而另外一些则带有由原有体制带来的继承性垄断。人可以没有建树，可以对这个问题没有看法，但是不能为了钱去瞎说。泛市场化的现状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触发了很多政府与社会的矛盾。很多人认为收入分配就是加工资，其实不是，所谓分配体制改革并不是大家收入都提高，而是能不能按照社会贡献率，按照边际生产率对各个生产要素进行定价。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陆磊：面对民生的行业，如养老、医疗、食品药品、教育。不是有没有市场机制的问题，是很多应该靠另外一种约束机制来管理的东西，都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进行交易了。
为什么我们这些很有理想的官员逐渐变成这样？因为他置身于市场当中，置身于商业体系当中，而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当中。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不仅是个经济改革的范畴，还涉及社会改革层面？陆磊：是的。
新京报：你这个观点跟目前主流的观点不太一样，是不是说该市场的没市场化？陆磊：恰恰相反，我们该市场化的都已经市场化了，问题在于——不应该被市场化的也被市场化了。于是在未来中国社会会发生分层，会出现一大群的城市贫民。
在现实中，这种天然的垄断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与教科书有一定差别。新京报：虽然你的说法不一样，但是你跟提倡继续市场化的观点是殊途同归的。
新京报：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陆磊：收入分配改革。语速快、爱反问，言语间透露着犀利。看看泛市场化带来怎样的市场混乱。目前在农村地区是集体所有制，能不能从集体所有制变成股份合作制，不再征地。
新京报：通过什么办法隔离？陆磊：首先要立法。由于在现在这个体制下，他可能一方面没有办法得到自己该得到的，另外一方面又付出了太多不该付出的，所以产生扭曲，利用权力寻租。
陆磊笑称，毕竟在广东和他所处的学校都缺少学科代言人，金融学的学科中心还是在北京、上海。地不会消失、人不会消失，但这两者的结合可能是我们可预见未来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考虑的。
在他看来，放弃了教学和科研，势必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可能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没有思想的管理者。如塌桥事件，这中间可能就有泛市场化的因素，承包商修建的桥塌了，谁干的，当初的合同怎么签的？法律上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就怎样处理。
比如自来水、电力、绿化等，这些不可能通过竞争来完成。从营业税增值税到所得税，税率能不能降低。我们到了该立法的时候了。陆磊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界为数不多没有身价的学者。
新京报：通过什么方式和制度能够达到各个要素按照产出效率进行分配呢？陆磊：具体而言，首先是税制改革。北京大学求学7年，央行政策研究室工作10年，陆磊在北京开启了他学术生涯，并认识了夏斌、谢平等中国经济界的名人。
准确地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不够市场化，在于行政管制太多，我认为错了，我个人以为中国的问题是行政权力都能被交易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泛市场化。
第二，财政支出体制改革。我们的确发现，某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欠账过多，对介入广场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乐此不疲，是否也是泛市场化了？第三种是对市场可能造成的伤害要实施行政管理。